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发展的，还是停滞的，学界曾有过激烈争论，特别是停滞论曾盛极一时。由于中国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内聚力和包容性，中国历史具有“超稳定结构”是客观存在的，连绵不断的中国历史就集中反映着这一独特现象。但连续的历史并不是停滞的历史！事实上，中国历史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至于变化的快与慢，则取决于各个时期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势的变化要求人们必须因时而变，顺势而为，不断革故鼎新，而不能固步自封，守株待兔。否则将被时代所淘汰，被革命所埋葬。所以说，中国历史的“变”是常态，“不变”才是变态。如何理性地看待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历史，学界的认知能力还不是很高，其中对明代历史特别是明代内阁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
        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明代内阁的产生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与朱元璋称帝后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学界在表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类型时，一般只讲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某一王朝内部的变革，而很少关注改朝换代时期的革新。事实上，当一个王朝无力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而进行自我超越乃至自我否定之时，只能在各方利益的羁绊中苦苦挣扎而坐以待毙，由新兴力量取而代之并推动社会变革，解决旧势力难以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从继承的关系审视改朝换代的历史现象，诸如“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其实，从革新的视角来看，则是汉改秦制、唐改隋制、明改元制、清改明制，诸朝在继承中根据时代的要求从事着显著的革新，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书写着各自的政治个性。就元明之际的历史嬗变而言，朱元璋作为反元起家的开国皇帝，对元朝的弊政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独特的见解，而绝不会照猫画虎，简单地照搬元制而统治新生的明王朝。纵观朱元璋的思想和行为，他不仅对元制非常不满，而且对秦汉以来的有关制度也多有批评，他要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所能达到的目的来尽可能地改变国家治理模式，防范各类势力侵害新兴的大明王朝，确保江山永固，万世长存。
        在朱元璋全面的变革当中，他优先考虑的就是要极力避免秦汉以来不断出现的宰相专权、宦官弄权、外戚窃权等种种害政现象，试图全力消除危害政治安全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权力制衡来加强中央集权，使明王朝在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得以稳定运行。他推行的一系列深度改革为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影响巨大。但很多论著和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将朱元璋解决危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系列改革千篇一律地称之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认为明初皇权因此而进一步强化，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而极少有人从变革的角度认识其稳定国家安全的强大作用和深远意义。即便有所论及，也大都极力否定，一再发掘其负面效果。
        在明初重大变革之中，朱元璋最大的亮点就是宣布废除一千多年来的丞相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改革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影响深远。要认识这一问题，不仅要从朱元璋所处的时代来看，而且更要从朱元璋之后的历史演变来观察。只有将其置于大的历史时段来认识，才能真正理解此举的历史作用及其深刻意义。朱元璋废相绝不是简单的皇帝个人集权的问题，而是用分权——制衡之术来确保中央集权的有效运行。纵观有明一代政治的演变和走向，朱元璋废相只是政治变革的开始，至于废相以后的权力中枢如何运行，将是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也就是说，由朱元璋开启的明代政治体制的变革将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废相之后，朱元璋很想尽快解决中枢决策疲软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替代制度。其子朱棣即位后，在朱元璋改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全新的内阁制度，正式确定了废相之后中枢机构的新名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明代的中枢运行机制仍然处于探索状态，朱棣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备的内阁制度。终明之世，内阁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极难定型。所以说，内阁制度的不断探索和完善，既是明代内阁的最大特点，又是明代政治的最大特点。究而言之，从废相到设置内阁再到阁权的演变，核心的问题是赋予内阁多大权力。而内阁在废相之后形成的全新的政治生态中想要获得较大的权力，将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可以说，终明之世，内阁的地位和权力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正由于此，明朝灭亡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后张居正时代阁权的迅速疲软，无法形成一个强力内阁，其国运便随着阁权的逐渐瘫痪而走向衰微。
        所以，要真正认识明朝政治的特点，必须首先要认识明代内阁的运行特点。这是当初自己进入明史研究领域时的第一感觉。自1986年攻读明清史硕士研究生以来，时光已过30年，自己的这一感觉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加强烈。当初选择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自己毫不犹豫地以明代内阁作为研究的重点。最后以《明代内阁新论》通过论文答辩。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题目明显过大，属于大题小做，难以深入。但正是通过这一题目的撰写，使自己在硕士阶段对明代内阁及明代政治制度框架有了宏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相权及中枢运行特点有了较为系统的思考，为此后进行比较微观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以内阁为切入点或以内阁因素来认识明史，使自己找到了开启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成为自己认知明史的关键路径。
        正是有了对明代内阁的宏观把握，在接下来对张居正的研究就有了自信。通过精读《张太岳集》《万历起居注》等第一手材料，辅之以《明实录》《明史》笔记小说等二三手文献，在不断的学习和思考中对张居正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不再轻易地迷信前人所言，自然也就不再人云亦云，走向独立研究的道路，逐渐成为一家之言，对明史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解读模式。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要真正研究张居正，首先必须全面了解和真正认识内阁制度，否则就不可能理性地、多角度地认清张居正，也不可能理性地看清其对明代政治正面和负面的多方影响，更不可能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后来，在做大礼议与“嘉靖革新”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又离不开内阁问题。涉及的杨廷和、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关键性人物，都是内阁首辅，对明代政治皆有重要影响。而认真研究张居正之前的嘉靖朝历史，又扩大了认知张居正的视野，彻底改变了观察张居正的角度，对其看法也就与众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知模式。不难看出，自己的治学轨迹从宏观的内阁制度研究转向阁臣及其相关事件的微观研究。只有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反过来对明代内阁作出相对客观的整体认知。目前，由于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还不很深入，故对明代内阁仍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可以说，没有微观研究的基础，就不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对明代内阁作出符合实际的总体评论。这是长期以来明代内阁研究中存在的瓶颈，也是明代内阁研究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
        正是由于明代内阁始终处于动态之中，所以明代的政治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也正是由于阁权的不稳定性，才要求阁臣特别是首辅在较大的行政空间内把握好分寸、找准位置。阁臣特别是首辅过分懦弱必然导致“纸糊”，而一味张扬必然导致“专擅”，这两种极端行为都不是阁臣恰当的行为。在内阁研究中，如何将明代内阁制度的“形”与阁权运行的“神”较好地结合起来，即如何认识阁权行使的“度”，是自己时时力图把握的一个方向，也是自己竭力体现的一条主线。
        众所周知，黄宗羲对明代政治评价不高，其在《明夷待访录》中就断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此言被广泛引用，成为对明代两百多年历史持悲观论者的主要依据之一。但认真思之，黄氏之论，并不符合实情，过于武断。一来在明代之前各朝丞相称谓五花八门，且运行机制各不相同，并无定制，本身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二来也不是有了丞相就有善治，汉、唐、宋、元的历史就是明证；三来明代能够稳定地延续将近三百年，其国家治理能力明显远超前代，社会持久稳定，威胁中央集权诸势力被有效控制，对此不应视而不见；四是明代内阁的职能始终处在变化之中，有时的权力与作用绝不亚于此前的相权。黄氏的亡国之恨和由此带来的激愤可以理解，但不顾历史传统而一味地否认明代的治理水平和成效，则是偏颇的。明亡之后，时间已过370多年，学界对明代政治总体认知水平还不是很高，观点各异，争论不休。其中对内阁职能、地位、作用、性质等问题的认识分歧极大，难以取得共识。所以，对以内阁为核心的明代政治运行机制与特点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关键问题，也是提高明史研究水平的客观要求。
        为了把自己近30年来对明代内阁的研究做一阶段性总结，特选择一部分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以便同仁能够较好地了解自己多年来对该问题的持续思考和不断探索。特别是通过大礼议与嘉隆万政局走向的集中研究，旨在说明没有对相关核心问题的精细探索，依据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试图对明代内阁乃至明代政治做出相对理性的宏观描述是不可能的。本书的出版，旨在抛砖引玉，提供批评的靶子。因为学术研究的任何进步都是在批评中取得的！没有理性批评和自我纠正的自言自语是不可能推动学术进步的，同样不认真全面汲收学术研究成果的自言自语也是无益于学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