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北师大】黄河岸上的六个夏天

        在从西北师大函授毕业后的22个年头里，我时常会梦见自己坐在高大的阶梯教室里，俯听老师悦耳的讲课声：有时，教室里又空荡荡的，就我一个人热切而又吃力地一阶阶走上去……未了，我竟赤脚站在黄河的浅岸边，一边嬉水捡拾五颜六色的黄河石，一边倾听轰鸣的涛声，这水声多像回响在阶梯教室中的宏亮而动听的声音，促我上进，促我从梦境回到现实。
        1986年，我考入西北师大三、二分段制政治函授专业。1989年专科毕业时，由于政策调整的原因，停止执行三、二分段制，要升本，必须再一次参加成人高考。这样，1990年我又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1993年毕业时，我已47岁了，是当时函授生中为数不多的大龄学员之一。从1986年到1993年，整整“八年抗战”，我为函授学习付出了满腔的心血与汗水，其中的六个夏天是在黄河边度过的，这在我的人生旅程图画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也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六个暑期的面授学习生活中，值得回忆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有愉悦，欢乐，有痛苦，懊悔，有激情，痛快，有焦虑，矛盾，无论哪一种情感，我都把它当作我人生的财富，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打开尘封的记忆，慢慢地咀嚼回味。
        西北师大有百年辉煌的历史，校风严谨持恒，有着优良的办学传统。尤其是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吸引着无数的学子来此学习深造，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大教师们高尚的师德，严谨，宽容，灵活的治学育人精神，以及对人的重视与尊重。我上政治专业时，班主任是马列室的王伟义老师。入学时，王老师从履历表上发现我是学员中年龄较大的，就确定我当“老班长”，同学们都这样称呼我，希望我能给全体学员带个好头。1989年毕业时，在班级联谊的一些问题上我与王老师意见有出入。当时我自以为正确，又觉得王老师比我年轻，竟然恶言相向，与王老师吵了起来，又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使王老师下不来台。当时我自鸣得意，以为占了上风。而王老师始终不愠不火，态度温和，我竟以为是理亏示弱。毕业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多年来我一直反省、自责、内疚。我在伤害王老师的同时也永远地伤害了自己。王伟义老师的面对自私、无理而显现出宽容高尚的师德，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今天，向王老师郑重地说声：对不起！请您能原谅我当年的荒唐执拗。1993年中文函授毕业时，我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在诸多老师的宽容呵护和灵活处理下，我终于如愿以偿。现在想起来，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是业余搞《诗经》研究的，1992年我在师大求学之际，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拙著《诗经译注》（国风部分）。1993年中国诗经学会成立，师大中文系赵逵夫老师推荐我参加首届“中国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期是当年八月上旬，而此时是毕业考试之际。我既不想错过高深的学术交流之机，又忧患毕业考试这一关如何过。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最后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大胆求任课老师通融。尽管我的想法于情可原，于理不通。但我还是要试试。当我向几位考试科目的老师叙述完自己的情况后，竟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几乎一致的通情达理，全力支持我的学术活动，给我一人提前单独出了考题，特殊处理。当时我的兴奋之情不可名状，我从心底里感谢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师大老师灵活为学的教学方式，对我的关爱、宽容、厚德使我铭记终生，也受益终生。可以说，我多年来从事教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就沉淀着师大老师们的心血。没有他们的支持与爱护，成功的机会会失去好多好多。
        函授生一个月的面授生活是枯燥而紧张的。然而其中也有许多令人欢欣愉快的事。每天吃早饭时，可说是“冲锋上阵”，是函授生一天中最紧张兴奋的时刻。人人快速地吞咽完毕，匆匆向教室奔去。去迟了抢不到前边的座位，听讲与记录都不方便。现在一闭眼，眼前仍能浮现出当年学员们匆忙的身影。最放松和愉快的时刻是晚饭后。晚饭过后，大家三三两两，或隐现于花木树丛之中，漫议相论，或比肩散步于校园曲径，放出一阵欢声笑语。而我则几乎每天晚饭后，从校园西边的一处破墙侧身挤出，直奔黄河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从小就渴望看到。在西北师大面授的六个夏天，我无数次来到她的身边，欣赏她，倾听她，试图读懂她。有时我惬意地坐在她身边，随便翻几页书，是天上的享受，有时我长时间注视着她，思绪飘飞，轰轰的波涛声给了我受用不尽的启示与力量，在我的内心深处升起了许多梦想与希望，有时我又赤脚在岸边踏波嬉水，拣拾着奇纹异彩的黄河石，不时地发出一声惊叫，与同学共赏黄河石的美妙。记得1992年函授结束时，我已陆续捡拾了一提包大大小小黄河石，大的有六七斤重，临到回家时，我提不动，会宁的茹守江同学帮我提到火车站，把我送上了东去的列车。当我回到家里后，全家人啼笑皆非。妻子微有嗔色，笑我从千里之外带来的“礼物”竟是沉甸甸的“宝贝蛋”，责怪我没有给孩子带几个香甜的白兰瓜，对此，我内心十分愧疚。在六个暑期，我离家在西北师大学习，妻子独力担当起全部家务，那种对我的支持与付出实实在在，我的成功在真正意义上有她的一半。我从黄河边拣来的黄河石，妻子并不赞赏，我能理解，因此我也懒得再打理，任其堆放在阳台的角落里。到了冬天，妻子要做冬菜，找压酸菜的石头，忽然发现阳台上的黄河石光溜溜的，竟然那么可爱，便从中挑出几个大的，压了酸菜缸。为这事，我们全家人说笑了好长时间。至今，那几个压菜缸的黄河石依然搁在我家窗台上，越来越光滑，不过原来的白质黑章现在变成绿质黑章了。每次我看到那几个黄河石，心底都会涌出丝丝的甜意。
        函授生来自全省各地，年龄参差不齐，师生同班，父子共桌的情况不少见。我上政治专业时，就与自己二十多年前教过的学生同班。上中文专业时，又与以前的学生做同学。这种特殊性质的成人继续教育，拉近了人们心灵的距离，使人人都有角色转换的真切感受，从而寻找到前进的动力。通过一个月的面授学习，结识了不少省内各地的同行，这真是人生的一大幸运。至今，我和会宁的杜俊昇、刘汉举、李映河，平凉的漆应得、郭凤岐，武威的苗波等学友仍书信往来不绝，时常交流信息，切磋学问，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和师大的张兵老师合著《陇石文化》一书时，许多资料就是通过这些学友收集而来的。
        师大的老师无论多少，皆极有风范，平易近人，对成人学员有着极深的理解与尊重。他们不但忘我地教书育人，而且能平等热情地与学员对话，教学相长，为陇原大地，甚至更广更大的地域，播撒下无数的育人种子，可谓有口皆碑。在六年的函授生活中，我有幸聆听各位良师的教诲，也通过接受严格的专业知识训练，把自己平时在胡乱的阅读学习中拣拾的散珠砰玉得以串连起来，形成系统的学问。这就是接受大学教育的一大好处。也正由于有黄河边六个夏天的经历，我才能与西北师大的一些老师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才有与刘志伟老师合著《陇上画师张维垣》，与张兵老师合著《陇石文化》等书的背景产生。
        我永远感谢西北师大，也永远热爱西北师大。那里有许多值得我敬慕的老师，那里珍藏着我美好的记忆，那里留下了我“石惑”的脚印。愿西北师大年轻！年轻！永远年轻！
    

（李子伟，1993年毕业于我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天水市北道区教育督导室专职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