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铎声】大学之大，以小见大——一论文明修身之公共卫生间治理

        最近，学校集中开展公共卫生间专项治理工作，以此拉开文明修身和作风建设的序幕。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此表示肯定。连日来，相关单位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向这件看似细小，但关乎形象素质的疑难杂症开刀。
        但仍然有不同的声音。似乎把大学与公共卫生间治理联系起来就是“冷幽默”，把厕所作为高等学府的公共话题，就是对大学的“亵渎”。
        京师大学堂成立不久，光绪二十五年颁布了《京师大学堂禁约》。该“学生守则”中有如下条款：“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
        这些条款所针对的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那个时候，能到京师大学堂就读的人都是官僚子弟、世家后代。但是，就是这些“精英人士”，依然保持着“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的陋习，使得皇帝不得不亲自颁布禁令进行约束。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大学。从这里出发，才有后来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也才有后来的西北师范大学。由此看来，大学里的厕所问题还真是源远流长，也还真不是不能讨论的公共话题。
        晚清的笔记中也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清朝最后一任两湖总督瑞征，一九一零年到汉口微服私访，在怡园剧院附近随地小便。这里是租界的地盘，结果他被印度巡捕捉去罚款，最后由英总领事亲自接出来才了事。堂堂封疆大吏、饱读诗书之辈，却有随地小便的“蛮性的残留”。
        两则小故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厕所是文明隐密的边界；第二，文明程度与身份并无必然联系。
        而文明，恰恰是大学的终极关怀。
        大学里的人，习惯于给文明制造“定义”，习惯于在“高屋建瓴”和“宏大叙事”中体现文明。这种文明当然很重要也很必要，但真正的文明是不分“大小”，不分“里外”的。文明是人类审美观念和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是点点滴滴的积累，当然包含了“厕所的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肮脏的适应，也就是对文明和尊严的自动放弃。
        欧美的现代化历史，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但“抽水马桶”的出现在“文明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一般认为，近代抽水马桶是一五九六年发明的。当时，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经常抱怨宫殿里的便器恶臭难闻。女王的廷臣和教子约翰•哈灵顿爵士，是一位热衷于发明的科学家，经过苦苦思索和多次试验，他为女王陛下设计了一个带水箱的冲水马桶。褚雄潮在《抽水马桶识别文明》一文中指出:“抽水马桶为人们带来了作为人的尊严。”
        有人由此认为，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用心改善上。事实并非如此。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儒家文化恰恰是从“小处”着墨，强调品格历炼的。“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以“正己修身”为起点，“君子人格”的养成从“洒扫庭除”开始。即便是公共卫生间的发明创造，也远远早于欧洲。历史上的中国人在生活习惯上也曾体现过文明，甚至好长一段时间引领着世界的文明。
        放下身段，投入到“文明修身”的各项小事中，诸如文明如厕、文明行车、文明张贴、文明饲养宠物等等，让一言一行都散发百年学府的“厚度”、高等学校的“高度”、大学师生的“大度”，才能展示、弘扬我们的境界、情怀、品味、追求，也才能展现文明，引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