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纪念西北联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西北联大纪念碑碑文详细记录了西北联合大学发展历程。杜旭涛 摄

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旧址。杜旭涛 摄

1997年10月,西北联大成立60周年之际,在西北大学建立西北联大纪念碑。杜旭涛 摄

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为了纪念当年的西北联合大学，校园里的多条道路以原来的校名或地名为路名，图为联大路。杜旭涛 摄
 

       有人会问为什么地处西北的陕西竟然拥有三所985、四所211、其他几十所本科院校。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追根溯源，从七十年前的西北联大说起。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将平津地区的高等院校内迁，分别成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将西安临时大学迁移到汉中组建西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迁移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从此，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从东部转移到了西部。
       然而，抗战胜利后，在西部却产生了以西北联大为中心的中国高等教育群，而在昆明，西南联大搬迁后，昆明并没有产生类似的现象？
       为什么西北联大会选择扎根西北？而西北联大又是如何哺育中国西北的高等教育呢？

    国内一流高校内迁陕西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组成西北联大的这些学校吧。国立北平大学，1927年由北平的九所国立大学合并而成，拥有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商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五个学院。北洋工学院，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也曾是中国办学水准最高的大学之一。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是以北平大学为研究机构，有数理化、医药、生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
       这些重量级的平津地区高校在西安组建了西安临时大学，据有关资料显示，西安临时大学拥有教授106人，学生1472人。
       抗战期间，纵观中国战图，只有西北没有日军的直接入侵活动，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被日军封锁，就连大西南的云南省都被日军占领了龙陵、腾冲等地。国民政府将最重要的工科院校、师范院校、研究所等机构内迁陕西，让他们为持久性抗战培养技术性人才，可见国民政府如此重视当时硕果仅存的工科院校。

    西北开发的主力军

       抗战结束后，如此多的一流大学在抗战胜利后，并没有像西南联大一样内迁到平津地区，而是大部分都永远的留在了西北地区。
       也许要从1938年7月的一次分校说起。当时教育部令将工学院、农学院划分开独立设校。8月份，文、理、法商三院组成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并成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至此，西北联大被彻底一分为五，分别是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校。这些学校除了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迁回平津复校。其他的学校都永远的留在大西北。
       为什么西北联大会遭到和西南联大完全相反的命运呢？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在西北联大西迁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西北联大对于“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其中，西北联大在城固复校时，就有“担负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而这种使命也从内迁时一直延续到今天。
       张骞墓的挖掘和保护，是西北联大在城固的主要成果之一。1938年，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得知张骞墓就在城固县后，立即派出专家进行挖掘，虽然挖掘遭到当地张氏后人的阻挠而中断，但是通过挖出来的文物进行分析后得知，此墓地确实是张骞墓。当年西北联大的师生也许没有想到，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张骞墓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38年4月，著名史学家、西北联大教授黄文弼从西安到城固，并开始在西北联大工作，1942年起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1943年6月，参与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新疆、内蒙、甘肃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了《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考》等论文。黄文弼教授的论文对我们今天研究“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构建完整西部高等教育体系

       如果说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的成立是迈开了奠基西北教育的步伐，那么西北联大的五校分立就是将高等教育在西北由点到线再到面的一个深化过程。这种深化过程从抗战还未结束就已经开始，并且越来越强化，甚至从根本上将这些学校扎根在西北，这些措施改变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格局。西北联大的内迁，让西北地区同时拥有了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和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教育面貌，为日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站在今天的视野下，西北联大对整个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布局和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可以看做是上世纪我国的一次“西部教育大开发”。
       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改组西北联合大学，目的就是使它们成为扎根西北的教育基地。” 甚至早在1933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就有这样的想法：“北平大学现有农工医法商及女子、文理等五学院，学生共一千五百余人，教授百余人……迁移西北尤为适宜。”而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则逐渐意识到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水平”的重大意义，因而在抗战胜利后，屡次劝退了各类复校的申请：“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
       陈立夫曾在在回忆录中讲到，在战前就有人批评中国高等教育在地理上分配不均匀的问题，他认为通过抗战的内迁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明在此之前是有这个想法的，通过抗日战争的契机，国民政府确实实现了高校布局更均衡的目标。
       如今看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在教育、科技、文化领域成效显著。如果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再联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北京高校西迁西北，一大批机械、军工、电子、航空航天等企业落户西北，都与西北地区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科研实力、基础教育密不可分。
       后来，国家从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又抽调了不少力量，组建了西北地区的其它高校。如从西北大学派生出的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地质学院、西安政法学院、陕西财贸学校，由西北工业大学派生出的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
       抗战胜利后，西北联大的五所子校永久地留在了大西北，并在这里推动了西北高等教育的生长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的教育面貌，为日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是抗战期间其他内迁高校所未有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堪称奇迹。

（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