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北师大】马丁：感谢我的大学

　　1984年7月，我考入当时的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大约9月初，在火车上站了一夜，天色微明时到达兰州，那天早晨有雾，隐在其中的皋兰山只显轮廓，山头像是云头，更像若隐若现的命运。虽然火车上的旅程非常痛苦，虽然初次看到的城市冷漠、杂乱和喧嚣，但我还是因为自己站在追求梦想的起点而兴奋。
　　那时的四年大学生活，起码能给一个农村小青年带来饭碗。如果只是为了令今天的青年艳羡的铁饭碗，只要保证功课及格即可。但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不满足于此，许多人像当时的中国女排一样努力拼搏。时隔20多年后再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些埋头读书做学问的得了教授，那些眼热权势的得了官职，那些喜欢做生意的得了钱财……我在中小学的时候，杂七杂八读过几本书，作文也还写得不错，得过老师几次表扬。由此偏科语文，对写书的作家非常崇敬且向往。所以到了中文系的时候，潜意识里或许有两个目标：最低目标是寻找和朝拜作家，最高目标是成为作家。
　　恰好我的下铺是唐欣兄，他出身名门，家学渊源，来大学之前是石油工人，阅历颇丰。他读过黑格尔、聂鲁达和美国现代派诗歌。最重要的是，他在随手能摸到的纸片上写下诸如《一个人仰望蓝天》、《中国最高爱情方式》这样的诗歌，他是我在大学遇到的第一位作家。两个人还不够热闹，我们结伙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好在上世纪80年代的西北师范学院，诗歌和诗人风流一时，找到舞文弄墨的同道并非难事。不久就结识了中文系同级的叶舟兄，别人称我们“三剑客”。我们也就装出剑客的样子，昼伏夜出，接管诗社，编辑诗刊，组织活动，校际交流，借此聚集了当时全校20多位文学“精英”，拍了一张全家福式的照片，为西北师范学院青年诗歌学会和《我们》诗刊留下了一个背影。
　　我在西北师范学院追寻梦想的四年里，还领略过许多著名人物的风采，比如北京来兰讲学的谢冕、袁行霈、冯其庸诸先生，当时并未意识到聆听这些先生的讲演是缘分，现在想起来才感怀颇多而感激；记得李德伦先生在学院旧礼堂指挥音乐会，被哭闹的孩子打断后垂着双手站在台上的神情；《飞天》杂志社的张书绅先生在青年诗人中享有盛誉，但他更像是一个守望田野的老式农人；甘肃诗人高平，穿着红色的西服给我们讲述访苏见闻；外地的诗人尚仲敏，身量矮小，但朗诵声大得惊人；孙克恒先生是诗社顾问，我和唐欣兄屡次去拜访他，印象很深；我们还去看过九叶派的大诗人唐祈，他脱口而出我现在的名字，老人盖着白色被单平躺在床上的形象永远铭刻在脑海里。
　　大学四年，我读了许多文学书，见识了不少文学人。可以说我实现了自己的最低目标。我喜爱文学，我就能够接近文学，而且在此后经年得以与文学相伴。最重要的是，我还能够把来自文学的元素注入我的生活，藉此找寻、确认自我，怀疑自我、改变自我。我从田野里赤着脚走进大学，离开大学的时候，虽然也还是身无长物，但我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那个懵懂青年。1988年6月的最后一天，在兰州火车站的站台上，我看见的皋兰山清清楚楚。直到今天，虽然当初的最高目标还未实现，但向前行走的方向同样清清楚楚。这种清楚明朗，始于我的大学，成于我的大学。为此，我要感谢我的大学。
         (马丁， 1988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先后在中学、大学任教17年。2004年移居北京，现供职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来源：《我与西北师大》 ，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9月
（编辑：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