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师范院校的人们常常怀有一种非常自然的教育情怀。这种情怀的形成并非是一种当下的产物，而更多的来自一种叫做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这种传统如清粼的沧浪之水丰育着中华民族的教育血脉。历史行进到近代，当我们将时间定格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尊师重教的传统在此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由此也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高等师范教育的先声。在文明的长河中，行走在中华大地的学者们不断书写着国人固有的家国意志与教育情怀，而当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民族处于危亡之机，一种朴素的、却是最为有力的呐喊就化为一种实际的力量，是以就有了抗日战争时期表达教育意志的《师声》。
一、《师声》创刊原始
1942年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这一时期的中国，各方面都遭受了重大的创伤，抗战的烽火已烧遍了大半个中国，不仅国土大面积为日寇所占据，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抗战军民的士气也处于最为低谷的时期。前线如此，抗战后方也未能免。在这一关乎民族存亡的关节点上，如何振奋国民的抗战精神、如何以一种决然的中国力量同仇敌忾变得实在重要起来。处于这一时期的西北师范学院，“学校在古都之基础完全丧失，迁陕之后，又复流离转徙，一切从简”，初到兰州城郊的十里店，办学经费拮据，校舍十分简陋，教学设备奇缺，境况万分艰难。然而，我们注意到，携抗战精神而来的西北师院的创建者们，并未因物质的困境而陷于精神之萎靡，而是在国家最为困难的时刻，将中国固有的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坚守起来，“以有余之精神，补不足之物质”，延续着北平师大之传统，《师声》的出现就是对此最好的反应。
《师声》以纪念北平师大及西北师院成立四十周年的形式而呈现。师声，顾名思义，本着师范教育之根本，即是教师之为教师之原始，教师于教育之情怀。她的出现，正是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师范教育教师之于国家之情怀，之于国民精神之呐喊。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正是对于师本之坚守，正是忧患之传统，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一道抗日亮丽之风景。而这也是中华精神长存不衰的动力源泉。
二、《师声》的出版图景
一本杂志的出现既因时局使然，自然免不了带有时局的诸多特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局势的艰难与困顿在《师声》上也显露无遗。《师声》初始定位为学术性半月刊。但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创刊号出版直到三十二年六月停刊，共出版五期，不仅半月刊的愿望没有达成，以后更是无以续存。从各期出版目录中我们亦可看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之艰。下面分别呈现：
创刊号1942年12月27日出刊 ，共计24页，刊载十篇文章，分别为李蒸：《本校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日感言》；黎锦熙：《四十年来的国语运动》；王凤岗：《中国教育之传统及其动向》；董守义：《中国体育之症结》；徐知良：《师大精神与今日西北师院之使命》；李瑞征：《四十年来之中国社会教育》；《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校史述要》；佟学海：《祝刘立尧先生四十正寿歌》；刘志读：《自传》；曹鳌：《六书杂说》。
第二期1943年1月1日出刊，计18页，刊载六篇文章，分别为黎锦熙：《增码补注书目答问序》；李蒸：《吾国教育方针与西北文化建设》；胡国钰：《统计学上中点数及其他百分点数的算法之商讨》；《北平师大及本院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纪録》；佟学海：《致谢与自勉》。
第三期1943年2月1日出刊，计11页，刊载有黎锦熙：《中国语文之历史的演进》；郑象铣：《塔尔寺盛会速写》；齐振鹏：《词二首——送黎锦熙、岁暮》；包桂浚译：《鱼类脊柱之构造及其发生时所经之步骤》。
第四期1943年3月1日出刊，计12页，刊载有黎锦熙：《中国语文之历史的演进》（续）；李嘉言：《贾岛年谱自序》；王丕仁：《自传》；《教育部训令层转五中全会对<教育部工作报告之指示>：免除受师范教育学生之兵役禁用服务未满期限之师范毕业生》；仲澜：《筮仪的数学解释》。
第五期1943年6月出刊，计8页，刊载有胡仲澜：《从屈原的生平来看人生的意义》（纪念周记录）；曹鳌：《转注说》；齐振鹏：《安宁堡春游（词二首）》；编者：《介绍个优美的读书环境》。
从以上可以看出，《师声》所刊载的文章数逐次减少，页码也呈下降状态。究其端倪，实可用“艰难”二字来概括。在《师声》第五期有这样的一则启事：“本刊因种种关系，未能按月出版，兹届暑假，续出第五期，作为六月号，暑假以后，仍继续刊行，此启。”实际上，到第五期的时候已经有所延迟了。而以后发生的真实的情景是刊物再也没有出版，存在半年的《师声》就此从西北师范学院的舞台上消失。
三、《师声》的教育情怀
《师声》的出现，源于纪念北平师大及西北师范学院成立四十周年。创刊号中刊载有一幅这样的对联：
历经四十周年论事可称教育母
造就五千君子一心永作青年师
这既是对学校建校以来办学理念的总结，也是学校教育精神的完整显现。的确，在近代中国的大地上，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延生的北平师大所播种的师范教育的种子正成为了中国人民教育的食粮，开启并锻造着中国国民的民智。“称教育母，作青年师”，这一深厚的底蕴浸入在师大的诸多元素中，《师声》所显现出的正是这一高尚的教育情怀。
与杂志的惯例不同，《师声》并没有发刊词，但李蒸校长在创刊号所发之《本校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日感言》，其间显现的教育情怀正可以看做是这本杂志的宗旨。李蒸校长在感言中有这样的表达：“本校为西北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对于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均应参加。总括言之，本校应致力于（1）恢复民族固有道德，（2）提高社会文化水准，（3）推进西北公民教育，（4）供给人民精神食粮。”朴素、精到，直接切入大学之根本，正是抗战时期西北师院的教育守望。这一守望为其时西北师院的诸先生所阐释。作为国语运动的先驱和实干家，黎锦熙先生之《四十年来的国语运动》、《中国语文之历史的演进》尽显了先生在其中的身影、思想及其实践话语；王凤岗先生之《中国教育之传统及其动向》，提出并考察了中国教育“重德主义”传统的流变及时代显现；“不能三等体格的国民，造就第一等的国家”，董守义《中国体育之症结》以此为开篇语，表达了他精到的体育思想，先生并注意到抗战时期国民体格问题而进行了论述，这在民族危难之际的中国，实在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徐知良先生所作《师大精神与今日西北师院之使命》，分析并总结出了北平师大之精神：（1）以教育为终身专业；（2）教法教材的学习与改进；（3）高深学术的研究更注意传授与应用；（4）言教而外尤重身教以教育者为修养之目标；（5）依教育宗旨而转变教材教法。作为北平师大西迁而来的西北师院，其使命自然在于发扬师大之精神；李瑞征先生在《四十年来之中国社会教育》一文中除做了社会教育的考察之外，更是结合情势呼吁：“当此抗战建国最艰巨之际，教育对国家民族所负之责任，更千百倍于往昔，本校应本四十年来之奋斗精神，完成自己使命……”李蒸先生之《吾国教育方针与西北文化建设》，指出，“文化建设是国家百年大计”,先生并表达了西北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针对时局的严峻，他深切地呼唤：“现在最好是能奖励全国的人才多多到西北来工作。”
除此而外，《师声》还显现了西北师院教师与学生的精神情怀与生活样态。佟学海之《致谢与自勉》慷慨而动情地宣称：“要造就适应开发西北需要的师资与青年，引起中西文化融合之大潮流”“在西北角落里，在建国大道上，对于教育与文化，应该有这个任重致远的贡献。”这不单是自勉，更是一种西北师院人的精神写照。在物质处境艰难的时期，西北师院的师生们自然并没有被物质的困顿所困，而是积极寻求精神的动力，丰润自己的生活，齐振鹏先生之《安宁堡春游（词二首）》中“杏花开过碧桃浓，态轻盈，笑东风，一望红颜十里到安宁”“此即是桃园，避秦何必还”，编者按《介绍个优美的读书环境》中对西北师院及其周边环境的美好描述把我们带到了充满活力的十里店。现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时人借助于教学、研究与西北的环境，建构起了一幅丰盈的精神画卷，这正是《师声》馈赠给今天的我们最好的礼物。
(作者简介：王兆璟，西北师范大学编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博士生导师)
（编辑: 薛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