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在文字里埋藏了美好愿望的大学生来说，校报显然是较为合适的去处。因为我可以在这里书写自己力所能及的文字，并很快找到数量不菲的适宜的读者，获得影响力的原始积累。

    这个说法或许如今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在当年，事实就是如此。每个宿舍都有一份校报，总有会读下去的人，因文字而认识，是彼时最徜徉的相遇方式。

    我和物理系的孙小伟（据说他现在兰州交通大学已经攀上了科学的高峰）就是通过校报认识的，后来我们无话不说，通过文字互相较劲、挑衅或者体恤对方。尽管我们现在很少联系，但我记得这一段。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都是通过校报认识。比如那个扭着两瓣黑得发紫的嘴唇，来到我宿舍，执意要讨论诗歌的郭富平，非要“在太阳下火的地方，我寻找青草”；比如文学女青年陈玲昌，她当时是教育系的，比我高一级，她时不时会来校报转转，给一两篇稿子。她经过行政楼的楼道时，一袭长裙加一双白色的皮鞋，每一脚清脆地踩在地上，清晰得让我想起爱情。有一年，我们在北京见面，说起这一段，都觉得“昨日之日不可留”；再比如我的某段恋情，也是缘于校报，才正式涌动开来。

    当时的文联杂志《我们》已经没有了之前三四年的辉煌，反而，校报在此刻活跃得多，因为我们选刊的稿子，不像《我们》当时的沉重和老气，不会动不动就“这一趟生命万劫不复”，当然“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还是可以接受的。海子那时候是流行词汇，但我们在校报提前学会了对此种流行的警惕，而不至于陷入到无尽的抒情中去，后来事实一再证明，这种警惕是有益于写作的。

    当时中文系的文学杂志《先锋》依然比较先锋，但《我们》早已不是喜欢文学的我们的了，据说有人为争文联会长的位子，大打出手。当然这些八卦也是随风而逝，打架的男人们各自有了家，生了孩子，往事在嘴边上跑马，如风如烟，甚至如酒精也不好说。但那时候的校报副刊是颇具生命力的。

    我是1999年上大二的时候进入校报的，在这之前，我是个特困生，在学生处张辉老师的安排下，主要负责篮球场跟前的报刊亭，每天从雁滩进货，然后在 报刊亭售卖，营业额相当可观。转折点是我不经意写的一篇高蹈激昂的散文诗《古道幽梦》，拿给徐兆寿老师看，第二周就见报，之后放弃了报刊亭的打理，去了校报。那时候，除了上课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宣传部的校报编辑部里。我真正在校报大展身手，是在奥运冠军们造访西北师大之后。当时学校的一位老师对奥运冠军们用餐的专家楼封锁严密，导致很多校报记者进不去，而我装作兰州当地的某家报纸的记者混进去了，且完成了采访，还合了影。这显示了我的采访突破能力，于是，就被提拔为校报记者团团长。这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方面，我后来不断做采访的嗜好来自于此，另一方面，我有机会在方倩琳老师的指导下，注重版面视觉语言，并对校报的副刊做出调整。

    在编辑校报副刊的时候，我不断在淡化文字的高蹈（此前，高蹈蔚然成风），并让细微的情绪通过文字流淌于报纸上，甚至后来，我不惜版面刊发各种抒发学生的思春幽情。我记得很真切的是，我冒着风险刊发了一篇名为《阿勒泰的宝贝》的稿子，是一个女生为自己的学长男友写的近似于情书的文字，那个学长后来毕业后跟她分手去了阿勒泰，但她依然情丝不断，写下了一篇节制、伤感而温暖的文字。后来返回去再看这篇文章，还是有些唏嘘不已，毕竟那是不可多得的情感书写。

    每次做完版，都是晚上八九点钟，从行政楼后门出来，回学生区（有一年我回去，发现学生区的苏联建筑已经被拆了），经过灯火下的那条路（其时被学生们称为情人路）时，风吹树摇，凉爽宜人，学生情侣牵手慢行，或暗藏在树林中驻足拥吻，或者坐立不语，那是不可多得的校园风景，只是好景不长，那条路上的树被砍去了好多，让佳人无处遁逃，好生可惜。

    回到校报上来。不知道是木子美，还是哪位作者曾经在面对网友问怎么样才能有写作欲望的时候说：打开word，然后坐下来。校报那时候对我来说，相当于word，就是我得想办法把它去填满，而且那种空白无异于勾引，勾引着我去不断写作，不断地出现在其中。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多好啊。

    毕业后的第二年，一位中文系的师弟帅泽兵曾经写过一篇长文《pass海杰》，还是在西北师大工作的师兄传给我看的，作者深入分析了我的写作风格和成绩之后，也分析了目前师大校园文学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最后说：“诚然，‘PASS海杰’的口号的提出，是受当代文学史的‘打倒北岛’的启迪。不过，后者在具体语境上，比PASS海杰要复杂、深刻得多，更涉及到诗歌理念、技巧形式方面的分歧与激烈对峙。而PASS海杰，仅仅要求在高度上，超过海杰已经取得了的文学创作实绩。而与个人对文学本身的态度、设想毫无关涉。所以，可以把‘PASS海杰’理解为是一个量化的纯功利性命题。关于超越上的困难，估计很多。一则，正如前文所叙，是海杰业已取得的成绩不俗，且创作力旺盛，写作根本不曾、不会中止；二则，更严重的，就是当前校园文学现状的无可讳言的萧条与不尽人意。少数人在写作，少数人的少数写些‘少数’作品。真正上拿得出手的作品实在不多。还有，很多人也缺少海杰校报记者团团长的身份及其便利条件。发表上的渠道受阻，创作信心也就难以为继。此外，学业压力，世纪初的迷茫，以及远较海杰时代为甚的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也迫使部分文学爱好者不得不忍痛退出‘在场’”。我得承认，这里面的有些话说得没错。我是拥有过这样的便利条件，并且没有浪费这些条件。

    往后的这些年，我就像一个脱了弦的利箭，给自己加足了马力往前飞，不曾回头。

    当然了，人啊，总得在某个时候停下来，想想过去。就像我现在变得，要去怀念你。

    （海杰，2002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曾任《西北师大报》记者团团长，现居北京。在《读书》、《新周刊》、《南方周末》、《中国摄影》、《东方艺术-大家》、《中国摄影报》等杂志报刊发表文章逾百万字。曾任 “TOP20-2011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推荐委员会委员、2011平遥国际摄影节首届资助奖评委会执行主任。现主持《南方都市报》视觉周刊大型摄影观看类栏目“海杰视界观”。）

来源：《我与西北师大》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9月版 

策划: 薛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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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薛守文)